​范白丁：20世纪初文化科学的知识环境——瓦尔堡的图书馆及一座大学的诞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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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读完前几期推送的文章，我们知道，贡布里希在瓦尔堡研究院任职期间，继承并发展了瓦尔堡的知识遗产。或许会有读者随即想多了解瓦尔堡建立文化科学图书馆的始末。鉴于此，本小组与大家一起分享中国美院范白丁老师的《20世纪初文化科学的知识环境——瓦尔堡的图书馆及一座大学的诞生》。
我们打算将这篇文章分上下两篇推送。本期推送上篇，讲述了瓦尔堡如何设法让家族为他的购书计划提供经济支持，以便他筹建与众不同的图书馆，将人类文明史的各个分支整合起来。这座图书馆不仅“体现了他独一无二的知识构架”，还响应了当时汉堡爱国会的文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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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文化科学的知识环境

——瓦尔堡的图书馆
及一座大学的诞生

范白丁  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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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盖伊［Peter Gay］在《魏玛文化》［Weimar Culture: The Outsider as Insider］一书的序言中这样说道：“我们一提及魏玛，就会联想到艺术、文学以及思想上的现代化，同时也会联想到儿子对父亲的反叛，达达主义者对艺术的反动，柏林人对粗俗文化的唾弃，自由思想者对保守道德家的鄙夷，我们会想到《三便士歌剧》［Die Dreigroschenoper］、罗伯特·维内［Robert Wiene, 1973—1938］的《卡里加利博士的小屋》［Das Cabinet des Dr. Caligari］、托马斯·曼［Thomas Mann, 1875—1955］的《魔山》［Der Zauberberg］、包豪斯学院以及电影女明星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1901—1992]。此外，我们会特别想到那些被放逐的人，他们把魏玛文化输出到全世界各地……这批令人目眩的放逐者中之佼佼者——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1879—1955］、托马斯·曼、潘诺夫斯基、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 1898—1956］、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 1883—1969］、格罗兹［George Grosz, 1893—1959］ ……卡西尔［Ernst Cassirer, 1874—1945］——这些人让我们不得不把魏玛看成是独一无二的现象，它所展现的文化是那么不受拘束，那么充满创意，真正的一个黄金时代。”[1] 这串名单中个个都是了不起的人物，潘诺夫斯基和卡西尔的名也赫然在列，说明在盖伊眼中他们两人同样是这一黄金时期的代表。两位著名学者在世纪初的一段时间内，同在汉堡大学供职，过从甚密，在当地知识圈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传为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不过他俩的友谊，特别是那时汉堡繁荣的文化知识氛围都与瓦尔堡的努力密不可分。

瓦尔堡

瓦尔堡是文化科学［Kulturwissenschaft］的提倡者，同时还是这一概念的实践者。他居于学院体制之外，却又通过种种方式和学院产生联系。如今，他一手打造的个人书斋“瓦尔堡文化科学图书馆”渐为人知，但这里绝非其私人领地，不同知识背景的学者以及大学里的教授常常聚集于此，俨然一座校园外的公共研究所。长期以来，瓦尔堡给人的主要印象是一位独立学者，似乎终日躲在自己的图书馆中钻故纸堆。然而事实他却是一位对汉堡满怀深情的人，曾积极地参与到筹建汉堡大学的活动中，并依托自己的图书馆搭建起体制内与体制外的桥梁。从他在图书馆日志中留下的文字，我们能够明确地感受到他对汉堡文化事业的担忧与热望。20世纪初的汉堡是一座商业气息浓烈的城市，可是瓦尔堡以文化科学为名，汇聚了各路学者，他们发表论文、举办讲座并且策划展览，形成了良好的知识氛围，卡西尔、潘诺夫斯基等人的重要著作也都产生于这一环境中。瓦尔堡的文化科学不仅停留在纸面上，他还通过建立图书馆和大学来承载和保护由此而生汉堡学术圈。而本文即旨在考察他在形成这种知识环境的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他就像一位幕后英雄，需要我们重现其身为文化推动者的形象。

 金融世家与文化科学图书馆 

阿比·瓦尔堡是家中七个孩子的老大，父亲莫里茨·马克斯·瓦尔堡［Moritz Max Warburg］，母亲夏洛特·内·奥本海姆［Charlotte nén Oppenheim］。他四个弟弟[2] 中的三个均在金融业有所建树。二弟马克斯［Max Moritz Warburg，1867—1946］小他一年，是德国银行业以及贸易行业之翘楚；三弟保罗[3] ［Paul Moritz Warburg，1868—1932］，不仅是一位经济学家，还是美国联邦储备局的主要规划人，跟他一起参与这个项目的还有四弟费利克斯［Felix Moritz Warbug，1871—1937］。瓦尔堡家族[4] 在今天看来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隐形豪门”，家族先祖正是莎士比亚笔下富有的威尼斯商人，十六世纪从意大利逃到德国的瓦尔堡（其姓氏由此而来），后又迁往今属汉堡的阿尔托那［Altona］。1798年，摩西·马库斯·瓦尔堡［Moses Marcus Warburg，1763—1831］和格尔松·马库斯·瓦尔堡［Gerson Marcus Warburg，1727—1801］成立了“M. M. Warburg & CO”[5] 合股公司[6]，从最早的钱庄起家，发展到今天涉及私人银行、资产管理以及投资银行等业务的大型金融集团。在阿比·瓦尔堡那个时候，其家族在汉堡社会和经济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甚至在国家事务上也可以见到他们的身影。比如二弟马克斯是“Kaiserjuden”［意为“皇帝的犹太人”］中的一员，就国家财政问题为皇帝威廉二世出谋划策，1919年还作为德国银行业的代表出席巴黎和会。此外，马克斯还是德国犹太人救济组织［Hilfsverein der deutschen Juden in Deutschladn］的主席，作为德国犹太人的帝国代表［Reichsvertretung der deutschen Juden］中一员，他还在三十年代竭尽全力帮助德国犹太人移民国外。

然而，作为家中的长子，瓦尔堡却与家族中的商业气息格格不入。他在十三岁这年似乎已经决定了一生的道路，下面的一段轶事在各处被频繁地转述，原始版本来自于马克斯1929年12月5日的追忆文章：

在十三岁那年，阿比向我让出了他的长子继承权。他作为家里的老大，注定要进入公司。我那时也只有十二岁，太小了，根本不知道怎么回复他，于是我同意从他那购买其长子继承权。不过这可不是天上掉馅饼，他要我保证为他购买所有他想要的书籍。我思考了片刻便答应他了。我告诉自己一旦生意落到我手里，买一些席勒、歌德、莱辛或许还有克罗伯史托克的钱总还是有的，现在想来，我真是毫不怀疑地给他开了一张巨大的空白支票。爱阅读、爱书籍……是他早年的激情所在。[7]

马克斯后来说这是他这辈子最没上心的一笔买卖，大概也是他唯一一笔只出不进的买卖。20世纪前不少装帧精美的学术年鉴价格昂贵且发行量有限，在许多图书馆中都难觅踪迹，可瓦尔堡图书馆却几乎一应俱全，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瓦尔堡当年手持一张可任意填写金额的空白支票。

马克斯，1904年

两个孩子间玩笑般的合同倒还真为后来瓦尔堡私人图书馆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瓦尔堡将自己的图书馆看作是家族银行的分支，兄弟间的谈判也象征着汉堡的商业生活和文化事业的独特关系。十九世纪后半叶的汉堡正值快速发展期，人口超过八十万，随着海上贸易的迅猛增长，它一度成为欧洲第三大港口城市，航运业务触及南美、印度及东亚各地。正是由于其便利的交通条件，在二战前夕，汉堡成为了众多德国和东欧难民移民美国的出发地。不同于德国其他大城市，汉堡当时没有得到来自国家对艺术和文化的财政支持。城市中的商人们取代了王公贵族成为主要的艺术、文化和学术的赞助人。19世纪最后三十年中，汉堡这个曾经以商业为主的城市也慢慢地走上了文化之路，有了一家图书馆，几个学术协会以及两个博物馆，这都是汉堡当地资产阶级慷慨解囊的结果。相比柏林那些有国家财政支持的博物馆或者文化机构，汉堡的文化事业很大程度上都有瓦尔堡家族的参与。[8] 保罗在接手家族生意后也从未将他的银行看作始终以赚钱为目的的金融机构，而是欣然支持各种人文活动、救济工作、苦苦挣扎的艺术家当然还有哥哥的图书馆。[9]

从瓦尔堡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来看，他那些启人心智的著述和那座留给后人的知识宝库都无疑使他慷慨得仿佛一位知识界的慈善家，然而对他的家族而言，瓦尔堡有时显得有点过于自私。瓦尔堡将本该由他承担的责任“交换”给了弟弟，把所有的心思放在自己的世界中。他违背自己的宗教信仰，不遵守犹太教在食物上的戒律，并且在佛罗伦萨准备论文期间向一位名叫玛丽·赫兹［Mary Hertz，1866—1897］的清教徒求婚，[10] 女孩儿是一位画家，她父亲是汉堡议员。在父亲的葬礼上，瓦尔堡居然拒绝念诵传统的犹太教祷文，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解释道：“我是个异类。”[11] 尽管在犹太商人家族的氛围中，瓦尔堡看上去是那么的离经叛道，但他通往知识世界的车票却还得要家人来埋单。当他在学校里因犹太人的身份遭到嘲笑时，汉堡的家人予以他精神上的慰藉；当然更重要的还是金钱上的支持。这位富家公子向家里要起钱来没有丝毫愧意，有时甚至理直气壮。1889年1月7日他给母亲写信向父亲要五百法郎：“我必须在此为我的图书馆和图片收藏打下基础，虽然花销不菲但必定价值永存。”[12] 可是还不到月底瓦尔堡就等不及又写了一封催款信：“工作起来实在令我开心，之前那些模糊的想法竟然这么快就开始变得清晰了，这太让我吃惊了。某种程度上说，我走上了一条光明之路，所以我想你们再多给我点钱，对此我完全用不着不好意思。”[13] 瓦尔堡觉得从家里拿钱理所当然，如果要求得不到满足，他就像孩子一样耍小性子：“因为没钱，我甚至都付不起这封信的邮费。”[14]

瓦尔堡和他的夫人，约1900年

瓦尔堡自己也意识到这种文化与商业互相冲突却又难以分割的联系，尤其是在研究十五世纪佛罗伦萨的社会氛围时，他一定在其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贡布里希也提到这一点：“十五世纪佛罗伦萨的大赞助人差不多全是银行家，从洛伦佐本人到他的伙伴、托尔纳伯尼家族、萨塞提家族、塔尼家族和波尔提纳里家族。瓦尔堡本人当然也来自于一个银行家族，因此这些佛罗伦萨人的背景对他来说和他早年所知的那些近代汉萨商人银行家们没有太大的不同。”[15] 后来当他的研究出版成书时，书名就定为《肖像画和佛罗伦萨的资产阶级》［Bildniskunst und florentinisches Bürgertum］。[16] 从二十岁那年为自己买的书入账开始，瓦尔堡在购书方面的需求日益增大，其中不乏大型百科全书或者大部头年鉴一类的印刷“奢侈品”；到了他在意大利研究文艺复兴艺术的这个时候，瓦尔堡愈发感觉到图书作为研究工具的重要意义，同时他也明确了筹建图书馆的想法，在给马克斯的信中他这样写道：

……最终我又一次专心致志地干了一个礼拜的正事。我真是再次精疲力竭了，不过我希望能够赶紧恢复状态。不管怎么说，一切都进展顺利；一方面确实情况较之以往更好了，我现在可以放心使用各种工具。这次我关注的是用钱币、族谱、旧历以及税单来确认吉兰达约一幅湿壁画上的人物。这看起来像是白忙活，可一旦我们将艺术品同生活联系起来，事情就顿时变得相当有趣；黯淡的图像之灵由此可以再次随着生活起舞……的确，在这些研究中，我遇到了阻碍，原因就是我手头上缺少两套关于意大利家族的参考书；利塔［Litta］的《意大利名门》［Famiglie celebri italiane］和海斯［Heiss］的《文艺复兴的奖章》［Les médaillés de la Renaissance］；每套都要1000法郎，我付不起。奥地利《艺术史年鉴》［Kunsthistorische Jahrbuch］我也觊觎已久，大概要1500马克，每年还要付120马克。所以我想总共3000马克应该差不多，但每年至少还有2000马克得由我自己去找。

上次我分析过，我们都是食利者，利欲熏心。所以想要建立图书馆这种东西，我们必须得做出牺牲。我们应该有勇气去这么做。毕竟我们为艺术做过些什么呢？两幅孔叙尔·韦伯［Konsul Weber］的画就抵得上我们全年的预算。我会毫不犹疑地进入我的图书馆，它就像公司账上的一项财政资产。如果不是我脑子发昏，我的书绝不会是公司最拿不出手的东西。别笑；我丝毫没有被骄傲蒙蔽了双眼；相反，我没有更多地坚持用我们的例子来说明资本主义也能在某一方面完成别人无法做到的知识成就，这实在有点傻。假如有一天我的书和雅各布·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Cultur der Renaissance］一道被人们提起并且作为其补充，我和你所做的一切也算有所回报了。[17]

从文字中我们可以领略到世纪之交时，一个有抱负的读书人如何在经济生活和学术生活之间寻求平衡的，他必须时不时地从沉思的生活中走出来处理一下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更何况他还立志于在文化上有所建树，于是他不得不向一位商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描绘蓝图的美好，幸好他出生在一个巨富商贾之家，而这位商人恰好还是他弟弟。

但话说回来，瓦尔堡向家里要钱也是别无选择，凭其一己之力又怎么能负担得起他理想中的图书馆呢？瓦尔堡心里清楚政府是不可能建这样一座图书馆的，即便资金不成问题，他们也不会同意在关于文艺复兴大师的著作旁边紧挨着摆一排哲学书籍。瓦尔堡脑海中的图书馆体现了他独一无二的知识构架，他想为学者们提供一个整合了人类文明史中的各个分支的图书馆，读者们能随意穿梭其间。虽然瓦尔堡从未受过专门的图书馆学训练，但他却以一种专业的方式来整理图书馆，他称自己的图书馆为“实验室”，尽情地实践自己脑海中的构想。他为书目分类，给通信编号，为购书及书籍装订之类的开支入账。他的编排系统不同于当时流行的字母和数字分类法。[18] 有时，他从一个架子上拿下几本书放到另外的架子上，如果觉得不合适，则再次调换，乐此不疲。他的图书摆放时刻在变动，如果他的系统中某处有了变更，则相关部分就要全部重组，而且根据研究兴趣的改变，瓦尔堡也会经常调整图书系统。所以扎克斯尔［Fritz Saxl，1890—1948］说从图书编排上能够看出瓦尔堡个人的历史。瓦尔堡利用到英国和美国探亲的机会造访了当地的图书馆，发现当时的编目系统太过老旧，无法适应新时代的要求，而且许多图书馆都闭架，而对书籍的熟悉很大程度上靠的是重复浏览。在此前提下，瓦尔堡提出了他著名的“好邻居法则”：“一个人知道的书通常不是他需要的书。书架上邻近的陌生书籍通常含有重要的信息，尽管从书名上或许猜不出来。压倒一切的原则是所有的书——每一本或多或少含有一定的信息，并且可以作为临近书籍的补充——通过它们的标题引导读者领略人类精神及其历史的精髓。对于瓦尔堡来说，书籍不只是研究工具。通过集中和分组，它们表达出了恒久和变动中的人类思想。”[19] 所以当有人看到瓦尔堡弯着腰沮丧地翻弄着盒子里的目录卡却又难以为一本书找到合适的位置时，不免感到心酸。有时一套现代的目录学方法比他自己的编目系统在搜集材料方面要好用得多，但慢慢人们会意识到瓦尔堡的目的不是改善目录学，而是要确定他学术世界的内容与边界。

 瓦尔堡家族与汉堡大学的建立 

建一所这样的图书馆在当时的德国相当罕见，政府通常只为学术机构提供资金。然而瓦尔堡的计划是如此的不同寻常，它完全不属于官方认可的任何一种类型，既不是小型的专门图书馆也不是大型的综合藏书楼。其时，汉堡这座商业之都一片欣欣向荣，在对物质的追求达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人们逐渐意识到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我们很难想象像汉堡这样一个并不比德国其他大城市要年轻多少的地方居然连一所大学都没有。扎克斯尔对汉堡的印象是这样的：“这是一座商人投机的市镇，没有一所大学，没有教授等级，有的只不过是旧有的学习传统……的确，汉堡离公认的学习中心太遥远了。虽然在地理位置上离柏林不远，但是在历史、风俗和思想上都差别明显。汉堡即便和任何小一些的诸如哥廷根、海德堡或者耶拿这样的知名大学城镇相比也迥然不同。汉堡的兴趣在海外，其行政管理依据汉萨地方政府的规定。”[20]

希特勒上台之前，犹太人在汉堡还是相当自由的，他们享受到德国其他地方的犹太人所没有的特权，比如可以任意选择居住地，加入那些在过去排外的贸易行会，也能与外族通婚。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当时汉堡较之于德国其他城市，会给人一种更加自由的感觉，少了政府的直接干预，许多公共事务都是有市民自发组织处理，有很强的自治色彩。瓦尔堡家族在这种自由的氛围中大显身手，被当地人称为“瓦尔堡王朝”，当家的马克斯·瓦尔堡1904年到1919年间是汉堡议员，并且在商会中任职，人称“汉堡之王”。[21] 不过就像我们惯有的印象一样，犹太人的杰出表现多多少少引起了德国人的不安，据航运大亨阿尔伯特·巴林［Albert Ballin，1857—1918］所说，在股票交易市场上，犹太人与外族人分开活动，在社交场合也是分桌而坐。瓦尔堡家族当然对这种微妙的境遇有所感觉，[22] 但即便如此，他们对汉堡经济和文化上的作用是无法被忽视的，同时瓦尔堡家族对汉堡犹太社团的贡献也是最大的。

在瓦尔堡家族的参与下，汉堡相对贫乏的文化生活正逐渐得到改善，连同戈德施米特［the Goldschmidts］家族、西夫金家族［the Sieverkings］、席夫勒家族［the Schieflers］一起孕育了这座城市的知识与文化世界。他们时常邀请一些知识分子在家中搞文化沙龙，诗歌朗诵、舞蹈表演或者观摩当代艺术。瓦尔堡正式向家人提出兴建图书馆的建议后，于1909年4月同妻子从本尼迪克大街［Benediktstrasse］的寓所搬到了后来图书馆所在的海尔维希大街114号［Heilwigstrasse］，一直到他去世。[23] 在送走了前面两位助手后，[24] 瓦尔堡于1912年10月迎来了他的新的助手弗里茨·扎克斯尔［Fritz Saxl，1890—1948］，若干年后，这个年轻人继承了他的职位。

除了图书馆，阿比和二弟马克斯都是汉堡爱国会[25]［Patriotische Gesellschaft］中的成员，会中还有汉堡政治家维尔纳·冯·梅勒［Werner von Melle，1852—1937］、造船商埃德蒙·尤里乌斯·阿诺德·西默斯［Edmund Julius Arnold Siemers，1840—1918］等名流。爱国会后来又分为几个专门协会，比如艺术和工艺品协会［Kunstgewerbe Verein zu Hamburg］、汉堡史协会［Verein für Hamburgische Geschichte］和艺术协会［Kunstverein］。而正是这个艺术协会在1850年开设了第一个公共画廊，这也就是后来保利任职的汉堡艺术馆的前身。[26] 爱国会的成员平日从事自己的本职工作，闲暇时也许会著书立说，研究自己感兴趣的领域，这种由市民主管文化机构的现象成为了汉堡不同于其他城市的独特景观。一时间汉堡的文化发展蔚为壮观，不再是过去的“文化沙漠”了。因此，在20世纪初的汉堡，并不是瓦尔堡一人凭着自己对学术和知识的热忱而孤军奋战，而是全民（至少是有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都投身于集体的文化运动，大家都在为自己熟悉的领域贡献一份力量；我们完全有理由猜想瓦尔堡兴建正式对外图书馆的念头至少是在某种程度上对爱国会其他会员所参与的各种文化活动的一种响应。

[1] [美]彼得·盖伊著、刘森译，《魏玛文化：一则短暂而璀璨的文化传奇》，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8、13、14页。

[2] 还有一个小儿子弗里茨·瓦尔堡［Fritz Moritz Warburg，1879—1973］，两个女儿分别是奥尔加·C·瓦尔堡［Olga C. Warburg，1873—1904］和路易丝·瓦尔堡［Louise Warburg，1879—1973］。

[3] 保罗1895年3月19日同美国洛布家族［The Loebs］成员特蕾泽·洛布［Therese Loeb］和犹太裔德国银行家、慈善家雅各布·亨利·席夫［Jacob Henry Schiff，1847—1920］的女儿弗里达·席夫［Frieda Schiff］结婚，瓦尔堡的美国之行就是去参加弟弟的婚礼，也正是这一趟旅程，使得他能够亲身探访许多美国土著印第安部落，回国后写成了关于蛇崇拜的论文。雅各布曾任伦敦&汉萨银行［London & Hanseatic Bank］汉堡分行的经理，后来库恩—洛布公司［Kuhn, Loeb Company］邀请他回纽约就职。1875年他和所罗门·洛布［Solomon Loeb，1828—1903］的女儿特雷泽结婚，从而入主公司，并坐上头把交椅。洛布家族除了是著名的金融企业外，在文化圈为人所知的当属特雷泽的兄弟詹姆斯·洛布［James Loeb，1867—1933］主持刊行的《洛布古典丛书》［Loeb Classical Library］。另外，詹姆斯还创办了音乐艺术研究院［The Institute of Musical Art］，也就是著名的朱利亚音乐学院［Juilliard School of Music］的前身。

[4] 关于瓦尔堡家族及其成员，可参看Ron Chernow, The Warburgs: Twentieth-Century Odyssey of a Remarkable Jewish Famil, Random House, 1993；Eckart Klessmann, M. M. Warburg & Co. 1798-1998: Die Geschichte des Bankhauses, Dölling und Galitz, 2004；Joseph Wechsberg, The Merchant Banker, Little, Brown, 1966；Eduard Rosenbaun, M. M. Warburg & Co., Merchant Bankers of Hamburg; A Survey of the First 140 years, 1798 to 1938, Hurst, 1979，最初发表在《出走德国的犹太人里奥·贝克研究院年鉴》［Year Book of the Leo Baeck Institute of Jews from Germany］；Frank Bajohr, “Die Warbug Familie”，收录于德国犹太人历史研究院［Institut für die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Juden］编辑的《犹太的汉堡：一本历史参考书》［Das Jüdische Hamburg: Ein historisches Nachlagewerk］, Wallstein Verlag, 2006；Eduard Rosenbaum, Ari Joshua Sherman, M. M. Warburg & Co. 1798-1938: Merchant Bankers of Hamburg, Holmes and Meier Publishers, Inc., 1979；Jacques Attali, A Man of Influence: The Extrodinary Careers of S.G. Warburg, Adler & Adler, 1985；Niall Ferguson, High Financier: The Lives and Time of Siegmund Warburg, Penguin Press, 2010。

[5] 公司现在全称M. M. Warburg & CO Gruppe (GmbH & Co.) KGaA，关于公司资产及收入以及各项经济状况可登陆http://www.mmwarburg.de/en/index.html。

[6] 很长一段时间里，家族银行由萨拉·瓦尔堡［Sara Warbug, 1804—1884］在其丈夫死后掌管，她的两个儿子西格蒙德·瓦尔堡［Siegmund Warburg, 1835—1889］和莫里兹·瓦尔堡开启了家族的两个分支阿尔斯特鲁弗-瓦尔堡家族［Alsterufer-Warburgs］和米特尔威格-瓦尔堡［Mittelweg-Warburgs］家族，分别以两家所在街道命名。

[7] 转引自E. H. Gombrich, Aby Warburg.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Phaidon, 1986, p. 22。这段文字可见于“伦敦瓦尔堡研究院档案”［Warburg Institute Archives］III.1.5，“阿比·瓦尔堡的童年”［Aby Warburg’s Kindheit］；后来又出现在马克斯·瓦尔堡私人出版的回忆录中，后又以《1929年12月5日瓦尔堡教授追思会演说》［Rede, gehalten bei der Gedächtnis-Feier für Professor Warburg am 5. Dezember 1929］为题，收录于Stephan Füssel, Mnemosyne: Beiträge zum 50. Todestag von Aby Warburg, Gratia Verlag, 1979, p. 26; Max Warburg, Aus meinen Aufzeichnungen, Eric M. Warburg, 1952, p. 6。

[8] Emily Jane Levine, Culture, Commerce, and the City: Aby Warburg, Ernst Cassirer, and Erwin Panofsky in Hamburg, 1919-1933, A dissertation submit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the committe on graduate studies of Stanford University in partial fulfu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in history and humanitites, 2008, p. 16。另外还可参看Peter Fischer-Appelt, “Wissenschaft in der Kaufmannsrepublik: Utopische Grundlagen, Reale Entwicklungen, Ideale Ausdrucksformen” in Jürgen Lüthje, Universität im Herzen der Stadt: Eine Festschrift für Dr. Hannelore und Prof. Dr. Helmut Greve, Universität Hamburg, 2002, p. 80。

[9] Dorothea McEwan, “A Tale of One Institute and Two Cities: The Warburg Institute” in Yearbook of the Research Centre for German and Austrian Exile Studies, Vol. 1 (1999)，p. 26.

[10] Marietta (1899–1973)，Max Adolph (1902–1974)，Frede C. Warburg (1904–2004)。

[11] Anne-Marie. Meyer, “Aby Warburg in His Early Correspondence” in The American Scholar, v. 57, no. 3, 1998; Charlotte Schoell-Glass, Aby Warburg und die Antisemitismus: Kultuwissenschaft als Geistepolitik,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98，这本书另有Samuel Pakucs Willcocks的英译本，Aby Warburg and Anti-Semitism: Political Perspective on Images and Cultures,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8。转引自Emily Jane Levine，第21页。

[12] E. H. Gombrich, Aby Warburg.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Phaidon, 1986, p. 45.

[13] Ibid., p. 46.

[14] 瓦尔堡研究院档案［Warburg Institute Archives］， “Aby Warburg Anecdotes”, III. 1.5，转引自Emily Jane Levine，第22页。

[15] E. H. Gombrich, Aby Warburg.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p. 105.

[16] 该书全名是《肖像画和佛罗伦萨的资产阶级. 圣三一教堂中的多梅尼科·吉兰达约：洛伦佐·迪·美第奇及其亲属的肖像画》［Bildniskunst und florentinisches Bürgertum. Dominico Ghirlandaio in Santa Trinita: Die Bildnisse des Lorenzo de’ Medici und seiner Angehörigen］, Leipzig, 1902。

[17] 转引自E. H. Gombrich, Aby Warburg.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pp. 123-130.

[18] Dorothea McEwan, “A Tale of One Institute and Two Cities: The Warburg Institute”, p. 27.

[19] Fritz Saxl, “The History of Warburg’s Library” in E. H. Gombrich, Aby Warburg: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p. 327。据贡布里希的注释，扎克斯尔的这篇回忆文章起草于1943年左右，但显然没有完成也没有被传看，因为最后的段落还只是铅笔草稿。贡布里希根据扎克斯尔1944年为瓦尔堡写的传记草稿补充。

[20] Ibid., p. 326, p. 329.

[21] Emily Jane Levine, Culture, Commerce, and the City: Aby Warburg, Ernst Cassirer, and Erwin Panofsky in Hamburg, 1919-1933, p. 26.

[22] 当马克斯出任汉堡议员时，老父亲莫里茨对儿子说：“这本不是我们该有的，你不会被平等对待。”关于犹太人在汉堡是否遭到强烈的排挤，不同的学者对此也有争论。

[23] Fritz Saxl, “The History of Warburg’s Library”, p. 328.

[24] 瓦尔堡的第一任助手是许布纳博士［P. Hübner］、韦措尔特博士[Waetzoldt］。许布纳精于文艺复兴古代雕塑收藏，但是他更适合当一个管理者而非学者，后来他进入德国博物馆管理高层，遂于一年后同瓦尔堡分道扬镳。接替他的韦措尔特对普通美学和历史问题怀有兴趣，既能当老师也能当管理者。他于1911年离开瓦尔堡，到柏林图书馆任管理员。此时的瓦尔堡十分孤独，直到1912年来了新助手，除扎克斯尔外，另有一位年轻的东方学研究者，普林茨博士［W. Printz］，他后来去了德国东方学会［Deutsche Morgenländische Gesellschaft］。

[25] 该社团1765年由汉堡的商人、议员、神学家、律师和医生成立，起初叫作汉堡艺术和实用工艺促进会［Hamburgische Gesellschaft zur Beförderung der Künste und nützlichen Gewerbe］，1767年建立了一所设计和手工艺学校，1785年建立一所航海学校，1818年建立了一家综合图书馆，藏书三万册。

[26] 爱国会后来又筹建了自然史博物馆、动物学博物馆、植物园及相关研究机构、化学及物理实验室和人种学博物馆。

［原文载于《新美术》，2016年第3期，

第85—91页］

（插图为维特鲁威美术史小组所加，

并非原文插图）

（待 续）

范白丁

作者简介：范白丁，中国美术学院美术史博士，艺术人文学院副教授；盖蒂研究中心客座学者，瓦尔堡研究院访问研究员。近来学术关注点为文艺复兴艺术理论、美术史学史以及图像学传统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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